在圣盖博谷群租房中艰难度日的中国移民

正午已过，日渐西斜。在蒙特利公园市的一间两居室公寓内，吴恒斌手中夹着抽剩半截的香烟，坐在一张旧老板椅上，用YouTube在看一部中国电视连续剧。吴今年58岁。他长期以来与最多9名中国移民住在这间公寓。

在透过百叶窗的微弱光线下，可以看到三张床、一个床头柜和一个储物箱紧密地沿着客厅的墙壁排列着。第四张床紧贴着靠厨房的墙壁。一只肥老鼠短暂地露了两面，他们是这里的常客。

阅读调查报道的五个要点

屋子里有一股疏于清洁的霉味，混杂着老吴未过滤的Premier香烟的烟味。烟缓缓飘向顶棚上一块没粉刷的地方，那里曾有一个烟雾报警器。当问起缺少的报警器时，吴说他早就撤掉了报警器，一是为了做饭方便，二是为了抽烟方便。

欢迎走进洛杉矶圣盖博谷的群租房。像吴所住的公寓在这个群体中被称为“群租房”，成千上万的中国移民工人住在类似的环境中。他们可能几天、几周或几个月生活在如此拥挤、脏乱甚至随时有生命危险的房子里。

许多类似的群租房都违反住房法。这些法律在不同城市之间可能略有差异，但是一般来说，一居室的公寓最多只能住三人，而两居室的最多只能住五人。

KPCC/LAist 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探访了圣盖博谷的群租房，并进行了60多次采访（许多采访用普通话进行），以更好地了解租客的生活方式，以及为何在市领导们屡次承诺严厉打击之后，租客们仍然住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

经过多次探访，KPCC/LAist 发现有些房屋会被用胶合板或者石膏板随意地分割出数间小屋子；如果那样价格太贵，也有租客用浴帘分割空间以保证基本的私密性。无论是在公寓楼、康斗或单户住宅，甚至于改建的车库中，群租房里的租客忍受着老鼠、蟑螂、臭虫、水电泄露和霉菌，同时还有偷盗、打架斗殴以及其他由过于拥挤的住宿环境而产生的后果。

在最坏的情况下，由于群租房中的房客太多，电气系统曾因超负荷运转而短路，引起火灾，蒙特利公园市议会议员（前市长）皮特·陈（Peter Chan） 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告诉KPCC/LAist，“一旦起火，你就不知道它会蔓延到哪里。它可能蔓延到别的单元的邻居那里。” 他说：“这是非常危险的情况。”

直到今年2月一直担任蒙特利公园市消防局局长兼法规执行主管的斯科特·哈伯勒（Scott Haberle）告诉KPCC/LAist ，由于缺少烟雾探测器和出口阻塞，群租房中存在严重的火灾隐患。他说：“房间里的人数超过规定，因此他们紧急出逃的能力受限。”

移民们在这些地方按天付费以得下榻安身之处；而那些漠视住房和安全条例的房东们以此获利。

在加利福尼亚州，或是在全美国，圣盖博谷是中国人密度最高的地方之一。KPCC / LAist 调查了群租房内的环境，并分析了圣盖博谷中四个城市提供的数据：蒙特利公园、圣盖博、阿罕布拉和柔似蜜。这些城市有大量中国移民生活在底层住房市场。根据人口普查数据，这些城市的总人口约为241,000，其中40％是中国人。自2013年以来，这些城市至少有650例与群租房相关的法规执行案件。许多官员和专家认为，未被报告的群租房案件的数量要高得多。

哈伯勒在谈这一问题时说群租房 “有时会数量太多”。

我们在中国是底层，在美国仍然是底层。 人权？我从未想过人权。我就像一棵小草，竭尽全力争取阳光雨露，挣扎着生存。 — 杨
住在圣盖博谷群租房中的中国移民

他的担心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五年前，蒙特利公园市议会发布了一份报告， 警告该市“未经许可的群租房”中的“不安全状况”。根据KPCC / LAist 获取的公开文件，在圣盖博谷地区，该市仍然有最多的群租房案件。

在蒙特利公园市和其他地方，监督的缺乏归结为法规执行部门基本上没有约束力；罚款额度相对较低，并且，政策规定，除非有人投诉，并且租客或者房东允许进入，否则检查员无法进入住宅检查。

蒙特利公园市议员（前市长）彼得·陈告诉 KPCC/LAist 说：“如果没有人举报，我们就放他们一马。” 他补充说，“我们不会主动出击”那些租户或房东。

在许多人勉强维持住房的地区，还面临一个道德困境：城市工作人员担忧取缔那些群租房或许会让栖身其中的租客露宿街头。

陈说：“如果我们试图取缔所有非法家庭旅馆（群租房的另一个常用说法），那我们是在迫使那些租客成为流浪汉。”

如此情况让陈不得不谨慎权衡。他提到两三年前的一些案子是多达30至40人挤在一个独户住宅中，而现在，陈说，“一间公寓里只有七八个人，最多不到十个人住”的情况在比较之下好很多。

鉴于这么多群租房的情况可能比现状更加糟糕，陈说该市通常选择佯装不见。他说：“尽管它仍然是非法的，但这是合理的” ，也是“可以接受的”。

蒙特利公园及其他城市

我们的分析显示，自2013年以来，蒙特利公园已经调查了大约300处住宅的至少400例与群租房有关的案件。

根据KPCC / LAist 获取的数据，自2011年以来，圣盖博市已调查了约230宗非法群租房案件。圣盖博警察局调查部门的雷·拉若（Ray Lara）中尉说，在例行工作期间，警察“也许每月一次”碰到群租房。他说：“我敢猜测，尽管我们遇到了一些，但可能还有很多我们仍不知情。”

贾斯汀·埃德森（Justin Edson）近期曾任职圣盖博市邻里改善服务部门的高级官员，他估计，在该市一半的群租房案件中，房东“基本上是主动参与组织运营”。

阿罕布拉市提供的记录显示，自2014年1月以来，只有9例群租房的案件。然而，其提供的文件中未包括一个知名案件。在KPCC / LAist 向阿罕布拉发出第二次公开文件请求后，该市提供了一批新文件；其显示仅在2014年就有19例可能的非法群租房案件。阿罕布拉市议会议员阿黛尔·安德拉德-斯塔德勒（Adele Andrade-Stadler）坦诚表态实际情况可能比数据显示的情况更糟。

她说：“如果蒙特利公园市和圣盖博市的这类数字如此之大，那么我敢打赌，阿罕布拉市的数量可能比你摆在我面前的要大。”

柔似蜜市提供的记录显示，自2013年1月以来，该市只发现了七家群租房。

但是，包括与圣盖博谷的中国社区有密切联系的一些政府雇员和移民在内的一些消息提供者推测，该市应该有更多的群租房。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前蒙特利公园市官员说，这个数字“不可能正确”。

KPCC / LAist 向柔似蜜市的官员询问了政府提供的数据与推测数据之间的差异。该市的助理城市经理和法规执行部门的主管本·金（Ben Kim）拒绝了采访请求。

赴美之途

对于住在群租房中的人来说，他们的旅途从中国开始。这些人大多来自中国农村，在经济上处于社会底层。出于寻找赚钱机会的目的，他们会付给旅行社，或者 “蛇头”，最高达6万美元的“赴美费”。旅行社或“蛇头“会帮助他们获得签证并将其送到美国。具体价格由所在地区和流程的复杂程度决定。

“看看我们在这儿的生活，人不人鬼不鬼的！”

老宋年近六十，是吴的租客。他上诉了五年的庇护案最近以失败告终。他说他的工卡已经快四年没有更新了。

Chava Sanchez/LAist)

“我对住没什么要求。住这里可以。像别的地方，他们住那种礼拜堂，睡在地上。这儿好太多了，起码是有床了”

张春生，40多岁，是吴的租客。他近期刚到美国。

(Chava Sanchez/LAist)

“至少在这里我还能从生活中见到一点亮光。”

她的女儿在四年前被一所著名的中国大学录取，而她的前夫拒绝支付赡养费。一位女按摩师（要求我们不要使用她的名字）选择来到美国。她说她等了半年才等到一家旅行社给她打电话通知她可以办理赴美手续。

(Chava Sanchez/LAist)

“我想活！打架和偷东西经常发生。我一开始接受不了，现在就觉得很正常。”

李玉华，59岁，是王的公寓楼里的一名二房东。他解释为什么在明知违法的情况下他还在运营家庭旅馆。

(Chava Sanchez/LAist)

“李给你做饭。五块一天。一般两顿饭。”

小孙，24岁，来自山东即墨的一个农村。他非常想要赚钱，然后他才能在中国娶媳妇。他曾经在奥克拉荷马州打了六个月的餐馆工，最近回到了蒙特利公园市。不工作的时候，他都住在李的家庭旅馆里。

(Chava Sanchez/LAist)

“男的住客厅，女的住房间。住的地方都是用窗帘隔开。介绍所和餐馆就在隔壁。大家就图一个方便。”

小马是一个律师楼合作的司机，负责从边境上的看守所接人再把他们带到圣盖博谷的群租房里。他说那里就是中国工人的“庇护城。”

(Chava Sanchez/LAist)

进入美国后，这些移民基本上被困在一个由地位更稳固、实力更强的中国移民主导的世界中；那些人为他们提供从居住、工作到寻求永久居留权过程中的法律代表等的一切服务。

二十九岁的杨（鉴于其移民身份仍在审查阶段此篇报道未用其全名）是与吴在蒙特利公园市的群租房同住的房客之一。杨来自中国东北辽宁省沈阳市，三年前以学生签证到达美国。像许多移民一样，他申请了政治庇护，并在庇护案件待审期间获得工作许可。

来源：美国公民及移民局

这个过程耗时六个多月。他说，他付给中间人3,000美元拿到了工作许可，另外为他的庇护案子支付了4000到5000美元的法律协助费用。如果需要工作，每份餐馆工作的介绍费是40美元。许多和杨处境相同的新移民通常拿着低于最低标准的工资，并且依靠亲戚扶持或民间借贷。

杨说：“到了美国后，我就全靠自己了。” 在这种残酷的环境中，他补充说：“家人不是真正的家人，朋友不是真正的朋友，一切都与金钱和利益挂钩。”

杨的第一份工作是在餐厅厨房洗碗。他的指甲在肥皂水中浸泡了太长时间，被细菌感染，指甲至今仍旧暗灰粗糙。在餐馆打工三年之后，他做了卡车司机。

杨说，他微薄的收入使他别无选择，只能住在群租房中。尽管他面临着新生活的困难，但他仍然认为自己在这里的未来比起在中国发展要更光明。在中国，他每月作为政府合同工拿到的的薪水不到430美元（3000元人民币）。

“我们在中国是底层，在美国仍然是底层，” 杨说。 “人权？我从未想过人权。我就像一棵小草，竭尽全力争取阳光雨露，挣扎着生存。在这里我仍然可以生存，要是在中国就旱死了。”

许多像杨一样的移民工人因支付赴美的高昂费用而负债累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有家人在中国等着他们寄钱回去。

尽管如此，许多生活困苦的中国人还是争先恐后地将他们的名字列入旅行社的名单，并等待数月甚至数年，为了拿到一个来美国的机会。

一位也是和吴同住的女按摩师说她等了半年才拿到机会。她来自中国北方主要的港口城市天津。在美国四年有余，她没有回过一次中国。她说，她的女儿在四年前被一所著名的中国大学录取；而自离婚后，她的前夫拒绝支付她们母女赡养费。在她看来，她所有的梦想——生存、抚养女儿和为退休储蓄——只有在美国才有可能。当她想念女儿时，她们会通过微信视频通话。“至少在这里我还能从生活中见到一点亮光，”她说。

群租房里的租客有许多不同的背景，他们出于各种原因而冒险来到美国。有一些农村的年轻人来这里为了攒结婚所需的“聘礼”。一些年龄较大的男女来这里为子女赚学费。有些在中国被年轻劳动力淘汰下来的50多岁的人来这里只是为了有份工打。

吴和其他人所住的群租房是在蒙特利公园市中心一栋26个单元的公寓楼中。它是林肯大街（Lincoln Avenue）上至少26座被用来做群租房的公寓楼之一。其中有些是KPCC/LAist通过走访发现，而有些则是被政府记录在案。

吴的群租房揭示了在美贫穷的华人移民的复杂世界，以及为什么群租房问题长期以来仍然难以解决。60多次的采访和数千页的政府记录揭示了群租房产业是如何从松懈的政府监督中以及紧密联系的华人社区中获利。这是一个根据经济阶层的不同逐级剥削的世界。

“二房东”

以吴为例，他不仅仅是租客。他同时是一名“二房东”，通过转租床位赚钱。除去床铺，他公寓的剩余空间几乎被桌子、椅子、摞起来的纸箱、行李箱和笨重的家具填满，这在群租房中很常见。吴在楼下还租有一个格局一样的群租房，也有10张床。

吴的公寓每间每月租金为1,750美元。为了盈利，他以每晚15美元的价格将公寓转租给中国移民。平均而言，每天至少有一半的床可以租出去，每个月的毛利润约为2,250美元。此外，吴通常会接点租车的生意。一些二房东会收费更高或塞更多的人以使利润最大化。有些还会为租客提供饭食，通常每天5美元两顿饭。

张春生，一名从中国刚刚抵达的移民，坐在一张群租房里窄窄的床上。他每晚付十五美元住在这里。(Chava Sanchez/LAist)

吴说，他的房租去年上涨了100美元。同一栋楼中的其他二房东说，他们的增幅更大。其中一位说，在过去三年中，他的房租涨了四次，从900美元增加到2,000美元，翻了一番还多。（圣盖博谷的任何城市都没有租金管控。）因为这些二房东深知自己在做一些非法的生意，担心抱怨房租上涨会被房东赶出去，他们基本都会保持沉默， 然后将成本转嫁给他们的租户。

沿着蒙特利公园市的主要街道，尤其是Garvey, Garfield 和Atlantic大道，路边的柱子上或者是商店的窗户上都被贴满了“家庭旅馆”（群租房的另一个名称）廉价床位出租的中文广告。

有一些二房东还会在周边的商店留些名片，或者在微信上和其他的中文网站上，比如洛杉矶华人资讯网（ChineseInLA.com），美国生活在线（usalifeonline.com）和58同城(58.com)上发布租房广告。（在中文里，5这个数字代笔“我”，8 代表“发”。）

吴的身体微微发福，头发些许发白，且疏于打理。住在他的家庭旅馆的人都叫他“老吴”。 吴说他是十六年前来的美国。他的老家是山东烟台，在那里他曾经营一家小企业。为了给女儿提供更好的教育机会，吴说他的妻子鼓励他来美国。他说他一共付给了旅行社17000美元（十二万元人民币），在那个年代对于普通中国家庭来说是一大笔钱，而且并未签订任何协议。当吴顺利通过了洛杉矶海关之后，一辆旅行社提前安排好的车把他送到了蒙特利公园市的一间家庭旅馆。他的家人得知他安顿好之后把剩余的钱付给了旅行社。

像他的许多租户一样，吴说他曾在德克萨斯州、佛罗里达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等许多州的中式自助餐厅做后厨房的工作。每隔几个月便会换一家餐馆。伙食和住宿由餐馆老板提供。

他通常每周工作六天，每天12个小时，工资从 5.80美元（低于任何州的最低工资标准）到每小时8美元不等，或每月约1800至2500美元。

“餐馆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很糟糕，” 吴说。 “所有工人都住在老板租的房子里。大家相互都不说话，性格孤僻。”

吴说，他断断续续地在自助餐厅工作了7年，期间偶尔回到蒙特利公园市休息。后来他患上了糖尿病，不能再连续站着工作10到12个小时。他还需要定时休息来注射胰岛素。

他需要一个新的谋生手段。

“王老板”

回到蒙特利公园市后，吴从王永春（Curt Wang）那里租了一个间公寓。王的公司South Fremont 8 Investment Inc. 是吴所居住的公寓楼的部分所有者。吴称他为“王老板”。

王已经70多岁了。根据他的两名雇员和一名前雇员的说法，他几十年前从台湾移民，现在是美国公民。其中一人说他来自一个社会地位较高的家庭。

据两人透露，当王到达美国后，他开始投资房地产，如今掌控已有一个房地产王国。他是国泰地产（KoTai Realty）的创始人和所有者。根据政府公开资料显示，国泰地产成立于1978年。如今它已是圣盖博谷房地产领域的知名企业。据其网站介绍，国泰地产是“南加州最大的非连锁房地产公司之一” 。

资料显示，South Fremont 8，就是拥有林肯大街上那栋公寓的公司，与国泰地产和国泰地产管理部共享地址 。

根据公开记录 ，王与至少23个房地产投资实体有关联，其中13个仍在运营。

国泰地产的经理Kris Tseng表示，该公司雇佣或与之合作的全职或兼职代理人有300多名，并且，王参与的房地产和其他投资，包括圣盖博谷中的许多公寓楼，价值数千万美元。（其中一些房地产是王与其合作伙伴共同拥有的。）

根据公开记录，王住在与其妻子目前在南帕萨迪纳（South Pasadena）拥有两栋住宅中的其中一栋。

根据KPCC / LAist 获得的文件，自2012年以来，蒙特利公园市的官员已对王的公司所拥有的位于林肯大街的公寓楼进行了至少13次检查。在一连串的检查和开罚单过程当中，2016年9月30日，在一封市政官员直接发送给王的电子邮件中, 列出了85处违规，包括至少八个公寓中的“床垫过多”或“床位过多”问题，以及霉菌、蟑螂和裸露的电线。

在同一封邮件中，一位市政官员写道：“必须将这些不足之处提高到最低住房标准，以确保居住者的健康、安全和福祉。” 他同时警告王，告知二房东“他们违反了您的租约和本市的市政法规。”

根据公开记录，市政官员并没有进行后续检查；记录也没有表明这些违规之处得到了处理，更不用说解决问题了。

同年，该市检查了王的公寓楼共五次，处以罚款两次。

总计？350美元。

王的公寓楼是林肯大街上最大的住宅楼之一。根据KPCC / LAist 对王的公司拥有或共同拥有的几栋住宅建筑的探访，位于林肯大街的公寓楼似乎是其唯一一栋有二房东做群租房生意的。

在去年四月的简短电话交谈中，王说，如果他的建筑物中有任何问题，那是因为他的租户违反了他们的租约，他可以赶走他们。王拒绝回答更多问题，并挂断了电话。

KPCC / LAist 近期去过该公寓楼至少10次，然而并未发现情况得以改善：例如，在去年11月，五间公寓看起来布置为总共可容纳多达56人住宿。

对我来说，他们根本不应该做房东。 他们应该进监狱。 — 周敏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社会学和亚裔美国人研究教授

2020年2月，再次通过电话联系时，王立即挂断了电话。

于是KPCC / LAist 通过信件和电子邮件发给王一封信，其中列举了通过公开记录及实地报道和多次采访获得的一系列发现，包括其位于林肯大街的公寓楼内糟糕的住宿条件以及多间公寓被用作群租房。

王没有回应。

一名自称代表王的律师对KPCC / LAist的信给予了回应 。在两次电话交谈中，Eugene Fu声称KPCC / LAist 从未与他的客户交谈过，并称关于林肯大街的公寓楼的所有发现均不正确。Fu并未提供支持其声称的文件或解释，并拒绝提供正式声明。

在与王的律师交谈后一周，KPCC / LAist 再次探访了该公寓楼中的13个似乎用作群租房的公寓。墙壁明显发霉，电线仍裸露在外。

与王的公司共为这栋公寓楼的所有人是一对夫妻，Wai Chi Fang和Tsuey Yuh Huang，两人住在圣马力诺。二月份，KPCC / LAist 亲自送了一封信到他们的家中。在她家门口，Huang说她对大楼的问题一无所知，并补充说，王是主要房产管理人。Fang尚未回复这封信。

当被问及圣盖博谷的群租房问题时，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社会学和亚裔美国人研究教授周敏（Min Zhou）说, “房东们藉此从处境艰辛的无证移民那里牟取利益”，因为那些移民“容易成为剥削和伤害的目标”，“对我来说，他们根本不应该做房东，”周说。“他们应该进监狱。”

蒙特利公园市的前法规执行部门主管迈克尔·亨特利（Michael Huntley）在总结他对这个情况的担忧时反问道：“把这些人塞进本不是为住那么多人而设计的建筑里——房东们对房子进行了非法改造并违法搭接了电线——只为了牟利，这公平么？”

无力的监管

在大多数情况下，群租房危险的住宿条件只有在进入室内后才会被发现。从外面来看，许多建筑物似乎在一个可以接受的状态。这给政府执行条例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市政府官员告诉KPCC / LAist ，如果建筑物没有从街上可以看到的明显违规行为，他们无法进入并进行突击检查。

要进入内部，检查员必须接到相应的投诉。但是，没有适当证件的新来的中国移民工人——他们可能不会说英语，并害怕被赶走或驱逐出境——就不太可能会投诉举报。因此，投诉主要来自邻居。

即使在市政府官员收到投诉后，房东和房客仍然可以拒绝让他们入内。若想在未经许可的前提下合法进入住宅，他们必须有住宅违反法规的证据。他们因此陷入一个两难困境：要找到证据，他们需要进入住宅，但若没有证据，他们就无法进入。

“这是他人的房产，有很多针对其的保护措施，” 前蒙特利公园消防局局长哈伯勒（Haberle）说，他也负责监督法规执行。投诉“必须非常具体，”他说。“你不能只是说，‘那里有人。’”

业主、物业经理或二房东可以将检查员拒之门外。一位二房东说，他曾经把门锁住并假装他不在，直到检查员离开。

蒙特利公园市前官员亨特利（Huntley）说，即使检查员发现违规并处以罚款，问题也不一定得到解决。他说，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关掉它们。他们会纠正问题。一两年之内，他们又回来重新开始做。”

陈议员告诉KPCC / LAist ，群租房会在案件结案仅仅几天后就恢复营业。他说在他任职期间，“这种事情一直在发生。”

违反法规的罚款通常最高为1,000美元，这意味着房东支付罚款的成本要比维修改善房屋的成本低。

二房东吴分租他的两间公寓已经八年有余，尽管城市向公寓楼的所有人发出了多次警告和罚单。两名二房东表示，该公寓楼的业主和市政府官员从未要求他们停止运营群租房。

警察也对群租房无能为力。蒙特利公园警察局警官Bob Hung说，他们知道群租房“很普遍”。但是由于违反建筑法规和安全法规只是行政违规行为，而不是犯罪行为，因此Hung表示警方不负责执行这些法规，也无法逮捕违反法规的房东。他说，取而代之的是，如果官员在例行公务期间发现明显违反行政法规的行为，他们将向该市法规执行部门报告。

记录显示，在过去的五年中，警察走访了林肯大街上的这座建筑80多次，并有17起刑事案件记录在档，涉及盗窃和打架等罪行。

语言也可能成为官员与租客们交流的障碍。根据《美国社区调查》（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的最新人口统计数据，截至2018年，约70％的蒙特利公园居民报告说是亚裔血统，而超过75％的家庭报告说在家中讲英语以外的语言。然而在2016年国家公共广播电台（National Public Radio）的采访中， Hung说，他是蒙特利公园唯一会讲普通话的巡逻人员。Hung未回复试图了解目前警察中讲中文的人数是否发生了变化的电子邮件和电话。

其他的城市执法机构也因为执法权的分散而受到束缚。据住在那边的二房东说，消防部门的官员每年至少会到公寓楼检查一次。但是前蒙特利公园消防局局长哈伯勒说，法律不允许消防部门检查住宅建筑物的内部。消防人员只能检查公寓楼的外部以确保例如灭火器处于正常状态。

蒙特利公园市一家可容纳十人的群租房浴室中的临时电线。(Chava Sanchez/LAist)

消防员和医护人员的确会在接到群租房租客的紧急电话后出警，这使他们可以进入住宅。哈伯勒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们发现该住宅被用作群租房，他们会告知法规执行部门。

消防部门不负责检查内部烟雾探测器是否正常工作。取而代之的是，公寓楼管理人应向城市提交年度报告，说明设备运行正常。换句话说，这是一种荣誉制度。

为了打击那些运营“造成公共滋扰并构成不正当商业行为”的“非法群租房” 的业主，蒙特利公园市议会于2018年3月通过了一项条例，在第一次警告之后，向业主收取与执法部门、消防部门和其他公共服务部门相关的响应费用。根据陈议员的说法，每天的费用可能高达5,000美元。

而自该条例通过以来的接近两年中，没有对经营群租房的公司或个人处以罚款。

回家

虽然群租房带来的许多问题仍未解决，二房东们面临另一个问题。在特朗普政府的管理下，从2017到2018年间，申请庇护的中国人总数减少一半。二房东们感到了压力。

吴说他的顾客数量在过去两年出现下滑。他说他知道有的二房东转手了他们的租约。

就吴自己来说，他还在坚持。当二房东对他来说仍然在经济上是划算的，而且，他的房客使他在美国的生活不再那么孤单。孤独感是许多圣盖博谷群租房里的租客们共同的感受。

最近一个傍晚，老吴和他的租客们为晚上要吃的羊肉馅儿饺子备料。吴的一名租客老宋担任中餐馆的大厨好多年了，在老吴的家庭旅馆住了有些年头；他负责调馅儿。老吴揉面。一个60岁左右的、在月子中心做月嫂的租客洗完盘子后开始擀皮。他们用手机放着他们年轻时流行的老歌；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旋律婉转而出，带他们回到了年轻时那段黄金岁月。

做饭的时候老吴接了一个常客打来的电话，问是否还有地方可以住一晚。一个小时之后，饺子装了盘正准备上桌，一个50多岁的中年女人到了。她从没上锁的前门走了进来放下自己的行李箱，问老吴，“我今晚睡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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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itional reporting by Elly Yu.

This report is being published in conjunction with Alhambra Source, which provided additional reporting and support.